为更好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解，促进学术交流，6月21日至23日，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联盟”、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嘉兴大学红船精神研究中心、嘉兴大学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心、嘉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学术研究论坛”在我校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湘潭大学、湖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嘉兴大学等全国20多所高校，10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杨金海，我校党委书记沈希等出席会议。
6月22日上午，我校党委原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红船精神研究中心主任吕延勤教授主持开幕式。校党委书记沈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军代表主办单位致辞。
沈希在致辞中介绍了嘉兴市在城乡发展上的成效，在省总体发展建设中的自我定位，以及学校师资力量、科研平台、学科建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近五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等方面的情况。沈书记点明了大会举办的要旨——为了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解。同时，也表达了对会议的热切期望：希望大家以本次论坛为契机，加强学术交流，碰撞思想火花，凝聚集体的智慧，产出更多有深度、有分量、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合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党史党建学科的高水平发展。
刘军指出，嘉兴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嘉兴大学作为嘉兴的首要学府，选择在嘉兴大学举办本次论坛极具象征意义。此次学术盛会，汇聚了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领域出版了系列研究成果的研究团队代表。他相信，从北大红楼到嘉兴红船，论坛以研究联盟的方式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必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谱写新的时代篇章。
在主旨报告阶段，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良作题为《马克思经济思想在中国早期传入及其思想史特征》的报告。结合1902年日本学者田岛锦治《最近经济论》的中文译文、译著进行考证，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进入中国时的转译选择与接受方式。在对马克思经济思想思潮的出现的理解上，可概括为三点：第一，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传播和社会主义思想融为一体。第二，社会主义是广义的。第三，在对马克思经济思想赞成和反对两者的交锋过程中，中国人逐渐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思想。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杨金海作题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早期翻译中的几个问题》报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译介传播，事关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体系、话语体系的生成发展，应充分细化研究时段。研究应特别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如何从传播与接受史角度界定“早期”“早期传播”上下限；二是如何从核心概念、关键词的传译使用，找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译介的六条历史线索；三是如何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文本考证工作。
主旨发言阶段，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伟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丁晓强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刚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保贤教授、榆林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小红教授、科学出版社政法分社负责人刘英红编审、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永春教授、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信华教授分别作主旨发言。
黄伟力认为，中共一大在确立党的政治方向、建构党的组织领导体系，提出对党员及党内工作的政治纪律等方面已有建树，对党的发展有重要历史意义，也给今天的党建工作提供珍贵思想资源和历史镜鉴，值得认真梳理研究。
丁晓强指出，研究者应在传播史、中国化史思维之外，充分重视“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传播”视野下的多重文化、历史渊源。针对近代中国政党、日本共产党与左翼运动对中国思想界造成的长期影响，应特别重视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发展的整个历史脉络中，厘清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文化思想渊源。
王刚提出“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各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比较思维。与苏联、欧美共产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如何破解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难题？王刚认为至少有四个关键环节。一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持续实践，认识与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重要转变；二是通过“第一个结合”的不断实践，促成了“第二个结合”的产生；三是1938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已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三个深相结合”的具体方法；四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切契合点。
王保贤结合《马藏》前三部编撰工作，通过大量举例论证提出在早期传播研究中深化“第二个结合”问题意识的方法。一是如何在“不疑处有疑”，二是如何确切思考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契合点。
刘小红以“传播话语范式”角度，从四个方面对陕北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宣传教育工作的具体形态进行评述，展现了从北京大学返回陕北工作的早期党员群体的历史贡献。
刘英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专题数据库”的筹建思路与阶段性成果。数据库建设集研究文献、学界成果、学术信息交流于一体，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的数字化、大众化、时代化。
李永春认为，《少年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态度转变，完整呈现了“五四”以来，先进知识分子从社会主义学理研究，最终走向选择马克思主义、从事政治实践的演变过程。细究其社团研究的组织方式。会员通讯如何多渠道接触、论辩社会主义各流派，如何产生“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辩证思维，反过来也可以看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具体渠道、主要特点与接受方式。
徐信华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业之肇始，但是其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与功能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准确认识商务印书馆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的作用，需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遮盖本相。二是坚持尊重历史原则，不因噎废食。三是坚持服务现实的原则，不厚古薄今。
6月22日下午，分论坛围绕“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与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与中共党建研究”三大议题积极发言、广泛交流。分论坛汇报总结由嘉兴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冯彦娟主持。我校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心康文龙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鹏副院长和邓军副教授代表三个分论坛做汇报发言。
在闭幕式上，顾海良作大会总结讲话。他认为，这次会议通过充分发言讨论，促进了思想碰撞，强化了研究的学理性，是一次高质量、高水平的会议。他强调，这样的学术交流有必要、有动力继续办下去，研究联盟应该为加快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作出应有贡献。此外，他表示，早期传播研究中仍有一些重要学术问题值得今后深化讨论研究。一是应该把十月革命前的长期探索与近代以来几代中国志士仁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懈探索结合起来研究。二是社会主义观念主要是信仰问题、信心问题、信念问题。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的唯一道路。四是思想史的研究，一定要注重从源头开始。五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早期的研究。六是思想史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问题。
6月23日上午，与会人员集体参观了南湖革命纪念馆、南湖红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