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队伍中便有先进的女性，缪伯英就是这样一位女姓，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缪伯英 1899年10月21日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的书香门第。父亲缪云曾一度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致力于“教育救国”，尤重妇女教育，参加创办过好几所中小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缪伯英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09年9月，进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念初小，之后，考入学校本部。1919年7月，缪伯英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不久，缪伯英毅然中断了在女高师的学习，去北大参加工读互助活动。

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缪伯英每期必读，并在北大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很受启发，逐渐摈弃了对工读互助主义的幻想。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李骏等1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常聚在“亢慕书斋”图书室潜心研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还自己动手，由德文翻译油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一些章节，热情地讨论着共产主义理想和十月革命的现实。为了唤起更多的人觉醒，她受李大钊委托，把马列书籍送到女高师同学手中。她还冒险为去苏俄的同志把秘密文件缝入棉衣。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20年10月，李大钊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她参加了10月间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11月，诞生不久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内部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了小组。为了充实北京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入党。当时，缪伯英是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第一个女党员。

缪伯英是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曾有同学担心地对她说：到北京来读书，原是为了毕业之后回到家乡，能有事做，能建立一个幸福小家庭。你怎么这么喜欢搞政治呢？缪伯英回答她们：千百年来女子被束缚于家庭，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可言。我们应该担当起进行变革的责任啊！1920年 12月15日她写的《家庭与女子》一文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以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对妇女发出了“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吁，号召女同胞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罢工运动相继兴起。缪伯英与战友们深入工人中办夜校、办俱乐部。1922年2月间，还组织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兄弟的罢工斗争，并且在自己任编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妇女部工作。她根据党的指示，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人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和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8月，缪伯英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不久，她又南下，帮助南京进步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

1923年2月，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全力以赴地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这次罢工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为了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她与几个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他们还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缪伯英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赞誉缪伯英对革命负责，沉着勇敢，善于联系群众，工作非常出色，赞扬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5年1月，缪伯英、何孟雄来到长沙。长沙是缪伯英早年读书的地方，第一女师是她的母校。此时，她应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的聘请，到附小担任校长。当时，何孟雄住在岳麓山上的蔡锷墓庐，一面养病，一面读书，还兼视察粤汉铁路工人运动的任务。不久，何孟雄返回北方，指导京绥铁路的工人运动，缪伯英则仍留在长沙，开展湖南妇女工作。

在长沙期间，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请缪伯英担任湘区委的第一任妇委书记。缪伯英大力开展妇女运动，一时间在长沙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到处是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妇女们冲破封建思想束缚，光着脚板或穿着露脚趾的草鞋，泼辣地走在大街上。“女子赤足游行”成了哄动长沙的大新闻。最为壮观的是1925年6月5日举行的游行示威，各校学生高举校旗，昂首前进，队列整肃，群情激愤。时天下大雨，男生多赤足草鞋，女生是袜套草履，全无雨具。雨水淋湿了衣襟，他们一手抹着头发上的雨水，一手振臂高呼口号，旁观者无不为之感动。几十年后，李维汉回忆缪伯英，称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

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使湖南军阀赵恒惕坐卧不安，下令对长沙实施戒严，一批爱国人士遭到杀害。为了救济参加爱国运动的受难者，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省会各社团负责人在第一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成立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

在国民党老右派组成“西山会议派”进行分裂活动的形势下，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缪伯英以湖南代表身份出席大会，同国民党“左”派一齐同国民党老右派进行坚决斗争。为了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1926年3月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出面发起“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湖南纪念大会”，缪伯英在大会上发表题为《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讲者发挥尽致，听者为之动容。”

1926年3月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爱国女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在示威游行时被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杀害。消息传来，激起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怒。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

正当广州的国民政府准备北伐时，吴佩孚调集精锐部队南下，向湖南进犯。与此同时，北伐军挥戈出师，双方交战激烈。缪伯英亲率湖南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赴前线慰问，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群众响应国民革命。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缪伯英和何孟雄夫妇由党派到武汉工作，住在武昌东湖。缪伯英的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实际上是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

由于大革命的失败，缪伯英、何孟雄夫妇按照党的指示，一起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她担任沪东区委的妇委主任，为了便于开展地下工作，她与丈夫曾化名刘元和、廖慕群等。她在华夏中学谋得了一个公开的职业，担任物理教师。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很险恶。缪伯英胆大心细，处事慎重，她多次对跟随她的族侄缪卫云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在缪伯英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下，缪卫云不久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3月，缪伯英生下女儿何小英，由于长期处于危险、艰苦的环境中，经常彻夜不眠的工作，加上生活清贫，缪伯英身体越来越坏，不幸患了伤寒病。临终前，她拉着丈夫何孟雄的手说：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善待两个孩子让他们健康成长，以继我志！1929年10月，缪伯英病逝于上海，年仅30岁。她去世后，4岁的何重九由缪卫云送回长沙；1岁的何小英由党组织安排给欧阳立安的母亲陶承带养。翌年4月，重九返回上海。此后，何重九、何小英就由缪卫云的儿媳黄淑芝带养。

缪伯英不会想到，一年后，她的丈夫何孟雄也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与父亲一起坐牢的两个孩子后来也失散在战乱中，至今下落不明。

缪伯英，她毕生追求革命真理，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