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4日深夜，国民党反动军警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押赴刑场。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几个执刑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松手挥刀时，不意陈延年又一跃而起，这一刀未砍着颈项，刽子手也差点吓得摔倒。最后，陈延年竟被凶手按在地上以乱刀剁死。这位壮烈牺牲的青年就是中国革命的“苦行僧”——陈延年。

陈延年于1898年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陈延年是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长子。他自幼聪明，对旧闻掌故和新知识都很感兴趣，视野开阔，抱负不凡，与小他4岁的胞弟陈乔年感情甚深。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延年也像当年的陈独秀一样，越来越渴望走出安庆，到外面去求学。1915年，陈独秀返回上海，并开始筹办《新青年》杂志。他接到老家来信，得知延年兄弟俩的心愿，立即表示赞成，并将他们接至上海，接受更多新思想。

陈独秀的性格与众不同，对两位儿子的要求亦十分严酷，坚持不让他俩回家过平稳、依赖的生活。故兄弟二人一直都在勤工俭学，吃的是大饼加自来水，住的是小亭子间，是同学中最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两个。身为姨母和继母的高君曼却深以为不妥，与陈独秀苦说多次、吵口多次，甚至请好友潘赞化出面劝说也无果，陈独秀却不为所动，反被斥是“妇人之见”、“姑息养奸”。

1919年年底，陈延年和弟弟赴法勤工俭学。到了法国，陈延年在斗争中结识了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共产主义者，同时接触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他的信仰出现了质的转变，放弃一度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

1922年6月，陈延年在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和赵世炎、周恩来等人一起当选为委员；九、十月间，两兄弟又与王若飞等人一起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他们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后来的越共总书记胡志明。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因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陈延年兄弟二人与赵世炎等人一道，受党组织派遣，从法国同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到达莫斯科东方大学后，陈延年学习认真刻苦，经常与赵世炎、王若飞等人传阅笔记，交流心得。平素沉静、不苟言笑的陈延年在讨论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看法时，总是热烈发言，还为了弄清一些重大问题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与平时判若两人。同学们问他为什么如此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同学们佩服他的精神，就称他为“小列宁”。

1924年，陈延年奉命回国，随即被派往广东，先以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身份开展工作，后任两广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协助两广区委书记周恩来工作。1925年春，周恩来率部东征，陈延年便接任了周的两广区委书记一职，直到1927年3月奉命离开广东为止。

初到广州时，陈延年不会讲广东话，接近工人和农民有不少困难。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他常到万福路、大南路等工人聚集之地，与工人一起拉家常，交朋友，学拉黄包车，学讲广州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他多次和人力车工人一起躬身拉车，被工友们亲切称为“老陈”。当时的香港《工商日报》为了诋毁共产党人，曾就此事发过一条新闻，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手车夫。陈延年看到后，反而很高兴，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人当手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

广州的党内同志在接触陈延年以前，都以为这个喝过洋墨水的总书记儿子一定是西装革履、架子很大的人，后来才发现，皮肤粗黑的陈延年生活中竟如此朴素，坚持只领取党组织发的最低生活费，“服装只冬装一套，夏装两套，穿着黑统皮鞋，经常不穿袜子”(赖先声语)。一起工作的同志就给他归总了“六不”生活作风：不影相、不看戏、不闲游、不上食馆、不讲穿着、不作私交。

陈延年在广州推动工人运动，也很关注农民运动。他在给团校、党校和工人夜校上课的同时，也常去农讲所授课。他课讲得十分生动，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农民兄弟的好评。他写文章更是驾轻就熟，富有鼓动性，许多青年就是因为读了他的文章，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3月，陈延年奉命离开广州，前往武汉，参加了党的五大的筹备工作，之后回上海。过南京时，原计划在此停留数日，但因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是他连夜赶回上海，与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李立三等人一起联名发出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电文。可惜，当时中央在北伐与东征问题上犹豫不决，未能接受他们的意见，丧失了挽救革命的时机。

4月22日，陈延年接替了罗亦农的江浙区委书记一职，并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两广区委书记到江浙区委书记，陈延年一向勇挑重担，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骆驼，忘我而无私地工作着。他从不讲究吃穿，生活比一般党员、工人还要清苦，而对同志和群众却处处关心，谁有什么困难，他都会主动帮助解决。他在广州和上海工作时，有同志关心他的个人问题，要给他介绍对象，而他却总是推说：“工作忙，没有时间考虑这些。”

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王若飞、郭伯和、韩步先等人在上海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现山阴路69弄90号)省委机关开会。会议中间，陈延年接到报告，一位秘密交通员被捕，而此人了解省委机关的地址！陈延年和王若飞、赵世炎等商量后，立即宣布提前结束会议，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下午3时，为销毁文件，陈延年等人再次回到恒丰里104号探视，见没有什么异样，便冒险进门，焚烧办公室内秘密材料。不料不到半小时，省委机关便被国民党军警包围。陈延年等以桌椅板凳与敌搏斗，结果他和韩步先等四人寡不敌众被捕，另二人逃离。

起初，国民党兵不清楚陈延年真实身份，当时陈化名陈友生，自称是受雇于人的茶房。敌人断料不到，这个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的人，竟是中共省委书记。中共地下组织得知陈延年等被捕但尚未暴露身份后，便指示济难会中的党员，通过关系疏通敌办案人员，商定以800元大洋将他们赎出。后来，由于韩步先叛变，当场指证了陈延年，党组织的营救行动失败。

陈延年身份暴露后，敌人开始以许诺引诱，妄图从这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那里得到宝贵的口供，但却一无所获，于是对陈延年施以重刑。陈延年被打得几次昏死过去，仍一声不吭，只字不吐。敌人无计可施，只得下令将陈延年秘密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