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救国图强的复兴之路，陈独秀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发起新文化运动到领导五四运动，从创办《新青年》到出版《共产党》，在20 世纪初，他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引领和带动着广大先进分子向旧世界宣战，并最终在他的号角声中集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陈独秀于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诗书寒门。他自幼丧父，随祖父陈章旭修习“四书五经”。 1896年陈独秀考中秀才第一名。1897年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陈独秀一生热心政治活动，年轻时就有“皖城志士”的美誉。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从1901 至1914 年，他5 次东渡日本，先后参加励志社和青年会。当时，清廷为了管束这些不安分的留日学生，特派遣学监姚煜到日本。陈独秀想教训这个专与他们作对的学监，和几位同道潜入其家，由张继抱住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剪去了学监的辫子。事发后，清政府出面要求日方警察抓捕闹事者，陈独秀等人随后回国避风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为《新青年》），他在创刊号上发表《警告青年》一文，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而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宣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1917 年1 月，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接任文科学长，随即改革文科进而改革整个北大。在征得蔡元培同意后，他将《新青年》迁到北京，北大同人齐心协办这个杂志，使杂志的读者与日俱增，销量由初办时的1000 份增至15000份。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就这样进入北大，如春风时雨顿使这所高等学府一扫老气横秋、陈旧衰腐之貌，清新活泼、生意盎然起来。陈独秀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舆论阵地，大力鼓吹新文化、新思想，青年学子因此而树独立的思想人格，果敢冲决封建思想的束缚，迅速行动起来，关心国家大事。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他们高呼爱国口号，举行示威游行，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北洋军阀政府血腥镇压，整个北京笼罩在恐怖之中。好友劝陈独秀南下暂避风头，他却气愤地回答：“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6 月8日，他索性在《每周评论》发表《研究室与监狱》，全文不足100 字，却成为那一时代鼓舞革命者的警世格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6月9日他还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对内政外交提出具体的5 条要求，以表达他“平民征服政府”的思想。其中号召：“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6 月11日晚10 时，陈独秀不顾个人安危，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宣言》，被军阀暗探逮捕。他的被捕，在学界、思想界引起极大的震动，人们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一致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反动当局不得不于9月16日将陈独秀保释出狱，但要求其“不得擅自离京。”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逐渐否定了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他把目光从以青年学生为主转向以工农大众为主，并从新文化运动积极转向建党活动。

1920年2月，为了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转往上海。不久，陈独秀就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先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去作调查。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的觉悟》的演说，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希望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指出，劳动运动可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中国劳动者的觉悟目前处于第一步，但要启发工人第二步的觉悟，要把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话倒转过来。同年4月中旬，陈独秀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七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在筹备会上发表了《劳动要旨》的演讲。他受到工界团体的尊敬和拥戴，被推选为筹备会顾问。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工人于5月1日 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陈独秀又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真正的工会。

1920年4月，正当陈独秀等中国先进分子积极筹备建党的时候，俄共（布）远东局委派维经斯基一行来到北京。经北京大学俄文教师鲍立维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建议李大钊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认为：“在中国唯一有魄力发动创立共产党这一壮举的人物是陈独秀。”并当即写信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维经斯基到上海后，与陈独秀等建立了联系，以新青年社为中心，经常举行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5月，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邵力子、戴季陶、沈玄庐、张东荪、沈仲九、刘大白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

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此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伊始，便在陈独秀的指导下，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陈独秀先后委托毛泽东、张申府、施存统分别在长沙、法国、日本组建共产党组织，他还写信给山东知名进步人士王乐平商谈在济南建立党组织，王乐平推荐青年学生王尽美、邓恩铭等做此事。李汉俊写信给武汉的董必武和张国恩，建议筹建共产党组织，后来又亲自到武汉指导，陈独秀也委派刘伯垂前往武汉推动建立武汉党组织。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出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到广州，立即着手开展建党工作。 1921年1月，陈独秀与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组织成立广州共产党小组。与此同时，党的宣传、组织工作也开展起来。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出版。从这一期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在该期发表《谈政治》一文，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11月7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刊，并且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这面大旗。

在建党过程中，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承担了实际联络、沟通、指导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起了临时中央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陈独秀的大力推动下顺利组建起来的。尽管他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会议。但凭借他的影响和威望，还是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以后，历任中共二至五届委员长或总书记，带领中共参加了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还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共产国际指责犯了右倾错误，在1927年的中共“八七”会议上被解除了总书记职务，1929年11月又被开除党籍。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是我党早期著名革命家，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

陈独秀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人，一生从事政治活动，历尽艰辛、出生入死，从不畏惧社会的嬉笑怒骂和政治的迫害。他一生五次被捕，1932年被国民党投入监牢长达5年之久。出狱后，陈独秀仍然保持着他的独立特行的性格和骨气，在贫病交加的困难时期，毅然拒领国民党的津贴，于1942年亡故于四川江津。毛泽东在陈独秀逝世及1945年中共七大的预备会议上都提到了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评价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创造了党，有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