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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晴:《红船精神的文化渊源探析》
2012-05-21 16:28  

内容提要:“红船精神” 是党的先进性的源泉,是党的精神财富的集中体现。红船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和现实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继承,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红船精神又凝聚和体现了时代精神。中国革命者根据时代的要求,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发展,使红船精神带有马克思主义文化鲜明特色。

关键词:红船精神文化 渊源探析

90年前,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胜利闭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就发生在嘉兴南湖一艘普通的画舫上。这艘画舫上闪烁着的星星之火,漫成燎原之势,燃红了整个中国;这艘画舫里传出的声音,震撼了神州大地。2005年,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发表文章首次公开提出“红船精神”的概念,并将其内涵诠释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个蕴涵丰富的巨大精神宝库。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红船精神的精髓,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红船精神的灵魂,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核心。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红船精神的所有内涵都可以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找到其历史的源头,它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丰厚的文化和历史的沃土之中,带有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的印记,具有深厚的民族特色。红船精神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思想相统一的凝结与升华。红船精神体现了时代与社会在前进中所表现出来特有的精神实质,蕴含着共产党人走在时代前列、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蕴含着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也蕴含着共产党人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坚强意志,还蕴含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优良品格。它作为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贯穿于党所走过的每个历史阶段。

一、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红船精神的精髓在于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开天辟地”源于徐整《三五历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即盘古创造了天地,又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天地,让世界变得丰富多采,成为了伟大的神。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歌咏、倡导这种自强不息、勇于奋进的首创精神的篇章。《易经·乾·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是说天的伟大在于开创万物,统领自然。《易经·乾·象》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不断地创新是最高的道德,不断地创新才能发展变化。《中庸》云:“唯天下至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无息,不息则久”。《大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提倡人要刚健自强、革故鼎新、全力开拓,强调变革,当旧事物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时,君子就应该勇于革除弊端为世界的发展、历史的前进扫清障碍。为此,应当敢为人先、不怕牺牲。《易经·兑·彖》曰:“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周易折中》引吕祖谦言:“惟当劳苦患难而说,始见真说。圣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人任劳苦而不辞,赴患难而不畏也。”即君子应该勇于开拓,敢为人先,身先于百姓而不辞辛劳,趋赴危难而不怕艰险,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开天辟地、敢为人先”是中华民族可贵的精神财富。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既有商鞅、王安石、梁启超等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也有刘邦、项羽、李自成和太平天国等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农民起义,有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工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呐喊,更有孙中山先生站在革命的潮头,敢为天下先的革命豪情。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源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体现了共产党人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创新、勇于开拓的精神实质。近代中国,灾难深重,国衰民穷,被迫纳入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潮流中,面临着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封建帝制与民主共和,封建经学与现代文化的抗衡、冲突、碰撞和转型。爱国仁人志士为寻找出路,赴汤蹈火,前仆后继,但理想终归破灭。在这一大变局中,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勇于开拓,敢于接受产生于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把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新纪元》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公开向旧制度宣战,强烈渴望中国能够与时俱进,开辟新局面。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选择,虽曾遇到无数阻碍、无数嘲笑和怀疑,但历史的趋势毕竟是无法阻挡的,中国革命的熊熊烈火,在中国的大地上燃烧起来,而点燃革命之火的就是开天辟地、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90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一个只有50多人的小党发展成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经历了无数血雨腥风,艰难险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开天辟地、敢为人先作为红船精神的精髓始终贯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并且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最终内化为共产党人的自觉行为。1927年9月,毛泽东毅然率领失败了的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打破了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思想束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探索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逐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20世纪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创新。

二、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红船精神的灵魂在于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原本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立志高远,持之以恒,敢想敢干,百折不挠的民族。《周易正义》云:“君子之人,守道而死,虽遭困厄之世,期于致命丧身,必当遂其高志,不屈挠而移改也。”即在艰难危险之时,也应当不断强健振作,即便舍弃生命也要实现崇高的理想。故有“志不强者智不达”[2],“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3]之说,且在立下大志之后,又要不畏挫折坎坷,坚忍不拔,执著追求,永不言败。坚信“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4],“驽马十驾,功在不舍”[5]、“锲而不舍,金石可镂”[6]。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虽九死其犹未悔。”[7],“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百折不挠,勇于牺牲的精神。为了民族复兴,一代代仁人志士,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8]的豪言,可以“富贵而不淫,贫贱而不移,威武而不屈”[9]、“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0]。尽管这些精神不可能不带有过去时代的烙印,但都源于振兴中华的理想信念。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中华民族才能自强不息、众志成城,才能一往无前、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取得胜利。

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自古以来,人们的理想信念相对比较狭隘,更多是为实现个人的抱负。而红船精神树立的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要“最后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要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幸福境地”[11]。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12]它比前人的理想更为远大和高尚,因而其信念也就更加坚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战斗失败了,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甚至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之所以能做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就在于他们坚信共产主义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美好事业,坚信在党的领导下这一事业一定会取得胜利,并深信为这一真理而献身是神圣而光荣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3]他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14]他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15]在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他又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16]在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会社会的共同理想。胡锦涛说:“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追求和强大精神支柱,对理想信念坚贞不渝是我们党的强大政治优势。”[17]在现阶段为共同理想而奋斗,是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具体体现,也是“红船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弘扬和创新。

三、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红船精神的核心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其基本精神就是“无私”和“奉献”。早在《尚书》、《左传》等典籍中,就有“以公灭私”、“忠德之正”的记载。孔子讲“忠恕”。墨子主张“举公义,辟私怨”[18]。道家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19]。法家倡导“克已奉公”强调“任公而不任私”[20]、“废私立公”。韩非明确提出“去私心行公义。”[21]把“立公”看作治国的根本原则。立公与为民是密切相联的。民为国家之根本是传统民本思想核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2]“国将兴,听于民”,[23]“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24]因此,要重民、安民。管仲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25]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26]荀子进一步提出:“君舟者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27]明清时,市民思想得到初步发展,人们重新反思人的价值,民本思想重新得到重视。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也提出了较为深刻的民本思想。康有为认为应该“以民情验天心”。孙中山则站在浩荡前进历史潮流的前面,从时代高度拓展与深化了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但是,传统民本思想具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是非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维护的是旧的政治体系。统治者是为了“得天下”而去“得民心”。“爱民”、“重民”只是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而已,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最高价值追求。尽管有的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认识到自己和民众是舟与水的关系,希望民众安居乐业,实现“本固邦宁”的政治目标。但是,这种愿望毕竟是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为前提的,因此也是无法实现的。

红船精神中的“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和创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利益,是不谋取任何私利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在中共二大上明确提出自己的奋斗目标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这一目标,蕴涵着“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政治理念。立党为公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根本标志,“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8]立党为公与忠诚为民,密切相联。立党为公是忠诚为民的基础和前提,忠诚为民是立党为公的目的和归宿。立党为公的理念要化为忠诚为民的实际行动。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就决定了它必然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重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邓小平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29]进入新世纪,江泽民提出:“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出发,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更好地为最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服务。”[30]胡锦涛则把“一切有利于人民”的观点,作为体现党的执政价值理念的根本要求。

[1]《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4页

[2]孙诒让.《墨子闲话》,《诸子集成》[M]第四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第6页

[3]吴楚材、吴调侯.《晁错论》,《古文观止》[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8.第380页

[4]章用秀编著.《苟子妙语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5页

[5]章用秀编著.《苟子妙语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76页

[6]章用秀编著.《苟子妙语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5页

[7]黄学森选注:《楚辞》.珠海:珠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9页

[8]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版

[9]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第246页

[10]吴楚材、吴调侯编:《后出师表》,《古文观止》.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8.第210页

[11]《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123页

[12]《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686页

[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63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10页

[15]《邓小平文选》[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37页

[16]《邓小平文选》[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90页

[17]胡锦涛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7-1

[18]孙诒让.《墨子闲话》,《诸子集成》[M]第四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第27页

[19]魏源.《老子本义》,《诸子集成》[M]第三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第39页

[20]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M]第五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第255页

[21]韩非.《韩非子集解》,《诸子集成》[M]第五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第88页

[22]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77页

[23]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99页

[24]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M]第一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第295页

[25]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M]第五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第2页

[26]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M]第一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第573页

[27]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M]第二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第97页

[28]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83页

[29]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368页

[30]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专题摘编)第646页

《嘉兴学院学报》2011年03期

本文转载于http://nhnews.zjol.com.cn/nhnews/system/2011/09/26/0142697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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