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的《共产党宣言》使全世界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斗争，有了共同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旗帜。正是《共产党宣言》，播下燎原中国大地的思想火种。毛泽东坦率地告诉人们：他是在1920年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三书以后，才知道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而毛泽东当年读的《共产党宣言》正是由陈望道所翻译的。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中文本的第一个全译者，他为中国革命“盗取”了“天火”，照亮了革命者的道路。

陈望道于1891年1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河里乡分水塘村的—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在家乡读私塾，练拳术，干农活，后求学于金华中学、之江大学。191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主攻法学，兼学经济、哲学、文学。此间，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山均川，阅读了他们翻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望道迎着这股时代热流返回杭州，被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聘为国文教师。陈望道来到浙江“一师”任教时，正值五四的浪潮冲击到了浙江省。他到校后立即与“一师”其他进步教员一起配合校长经亨颐，以学校为大本营，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当时，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和李次九4位国文教员被称为“四大金刚”，他们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如提倡白话文、传授注音字母、出版国语丛书。编制新的国语教材。当时在学校里办的刊物很多，“一师”学生施存统在陈望道指导下写了《非孝》一文，发表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不想在浙江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非孝》一文发表，反动当局视之为洪水猛兽，浙江省教育厅曾两次派员查办“一师”，责令校长开除《非孝》的作者，并以所谓“非孝”、“废孔”甚至加上“共产”、“公妻”等耸人听闻的罪名，对陈望道等4位国文教员予以撤职查办。由于经亨颐校长对教育厅的“查办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这件事被拖延下来。1919年12月8日，省教育厅派员再度来校“查办经亨颐”，下令撤换“一师”校长，改组学校等一系列措施。从而引发了轰动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流血事件。“一师风潮”坚持罢课2个多月，直到4月才告结束。由于全国舆论的支持，各校学生团结斗争，终于迫使政府当局收回了查办“四大金刚”和撤换“一师”校长的决定。

在“一师风潮”中， 28岁的陈望道被迫辞去浙江一师教职。1919年底，悄然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正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上海《星期评论》周刊的约稿函。担任上海《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早年曾从日本带回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仔细读过，并想翻译它。于是他开始物色合适的译者，找到上海《民国日报》的邵力子，问谁能担当此翻译任务。邵力子便向戴季陶推荐了精通日文和英文的陈望道，他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陈望道在义乌县分水塘自家那间尘网密布的柴屋内，在一盏昏暗的小油灯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他不断地搓手顿脚，驱赶着严寒。屁股下坐一捆稻草，只有两张凳子、一块木板，白天写字，晚上为床。他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饭菜都是母亲送来的。有一次，母亲见他累瘦了，便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送了进来，她催促儿子趁热快吃。陈望道一边吃粽子一边继续琢磨句子。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喊:“红糖不够，我再给你添一些。”儿子赶快回答:“够甜，够甜的了！”当母亲来收拾碗筷时，竟看到儿子满嘴都是墨汁，红糖却一点没动，原来他是蘸着墨汁吃完了粽子，于是母子俩相对大笑一场。

为了精确对照，他手头除了戴季陶寄来的那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外，他又请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版的《日汉辞典》和《英汉辞典》。《宣言》博大精深，文字优美，而前所未有的新名词、新术语，中西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像一个又一个“拦路虎”，要完整而高质量地译成中文谈何容易！费了他“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为了开头一句能够准确而传神:“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陈望道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现行版本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作了“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他也颇费周折。

1920年4月末，经过5个月的奋战，这部后来导致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杰作终于译完了。此时，陈望道正好接到《星期评论》邀请他去上海担任该刊编辑的电报，他便提着箱子赶赴上海，将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该刊编辑李汉俊，由李汉俊和陈独秀二人校阅后，再由陈望道改定，准备交《星期评论》连载。哪知这时突然发生意外，《星期评论》因“言论问题”被反动当局查禁而停刊了。陈独秀决定出单行本，但又缺乏经费。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得知后决定提供资助，建起了一个小型“又新印刷所”，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被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首印1000册，红色封面上马克思的肖像占了五分之四篇幅。1920年8月，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问世，这个徘徊于欧洲的“共产主义怪物”来到了中国，它刚一问世便引起强烈反响，几天内销售一空，接着又加印1000册。几个月时间竟重印了十几次。据周作人回忆，《共产党宣言》一出版，陈望道就给他寄赠了两本，其中一本请他转给鲁迅，鲁迅收书当天就读了一遍，并对周作人说: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正是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燎原之火，熊熊燃遍中华大地。邓小平质朴地宣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除了《共产党宣言》以外，陈望道还在1919年至1921年间，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以及《马克斯底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底解释》《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产业主义与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许多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本人的思想也迅速升华。1920年5月，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夏天，陈望道应陈独秀之邀主持编辑《新青年》，与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人密切合作，旗帜鲜明地倡导社会主义，赞扬俄国十月革命。8月，陈望道参加了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并继续编辑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积极推进建党工作。

陈望道为人正直，性格清高，话不投机就往往拂袖而去。1920年底，陈独秀去广东之后，陈望道接办《新青年》杂志。因为《新青年》办刊的经费问题，他与陈独秀发生矛盾，一气之下脱离了党组织。抗战胜利后，陈望道主持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成为全校进步力量最强的地方，国民党特务在校门口张贴公开信，称“新闻的赤化，系主任陈望道对此负总的责任。”陈望道面对恐吓处之泰然。此间，中共中央曾秘密转告他说，欢迎回到组织中来。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1956年新年伊始，毛泽东来到上海，点名接见了陈望道。不久，陈望道向上海市委提出回到党组织的要求。上海市委向中央汇报时，毛泽东说:“陈望道什么时候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不公开身份。”1957年6月，陈望道如愿以偿回到了党组织。党中央考虑到工作需要，长期没有公开他的党员身份，直到1973年8月，他成为中共“十大”代表时，才公开了他的党员身份。

陈望道历任全国人大第一至第四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二、第四届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1975年陈望道赴京参加四届人大期间，曾到北京图书馆参观，他指着一本红色封面印有马克思肖像的书说:“这才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一个单行本，现在可以说是革命文献了。”——这种本子在全国只有四本。应北图负责人请求，陈望道在此书内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陈望道，七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1977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在上海逝世，享年86岁。陪伴他的是一本《共产党宣言》，鲜红的党旗拥簇着他那安详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