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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苦行僧”——陈延年
2016-05-05 10:06   审核人:

192774深夜,国民党反动军警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押赴刑场。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几个执刑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松手挥刀时,不意陈延年又一跃而起,这一刀未砍着颈项,刽子手也差点吓得摔倒。最后,陈延年竟被凶手按在地上以乱刀剁死。这位壮烈牺牲的青年就是中国革命的“苦行僧”——陈延年。

陈延年于1898年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陈延年是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长子。他自幼聪明,对旧闻掌故和新知识都很感兴趣,视野开阔,抱负不凡,与小他4岁的胞弟陈乔年感情甚深。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延年也像当年的陈独秀一样,越来越渴望走出安庆,到外面去求学。1915年,陈独秀返回上海,并开始筹办《新青年》杂志。他接到老家来信,得知延年兄弟俩的心愿,立即表示赞成,并将他们接至上海,接受更多新思想。

陈独秀的性格与众不同,对两位儿子的要求亦十分严酷,坚持不让他俩回家过平稳、依赖的生活。故兄弟二人一直都在勤工俭学,吃的是大饼加自来水,住的是小亭子间,是同学中最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两个。身为姨母和继母的高君曼却深以为不妥,与陈独秀苦说多次、吵口多次,甚至请好友潘赞化出面劝说也无果,陈独秀却不为所动,反被斥是“妇人之见”、“姑息养奸”。

1919年年底,陈延年和弟弟赴法勤工俭学。到了法国,陈延年在斗争中结识了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共产主义者,同时接触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他的信仰出现了质的转变,放弃一度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

19226月,陈延年在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和赵世炎、周恩来等人一起当选为委员;九、十月间,两兄弟又与王若飞等人一起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他们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后来的越共总书记胡志明。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因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陈延年兄弟二人与赵世炎等人一道,受党组织派遣,从法国同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到达莫斯科东方大学后,陈延年学习认真刻苦,经常与赵世炎、王若飞等人传阅笔记,交流心得。平素沉静、不苟言笑的陈延年在讨论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看法时,总是热烈发言,还为了弄清一些重大问题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与平时判若两人。同学们问他为什么如此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同学们佩服他的精神,就称他为“小列宁”。

1924年,陈延年奉命回国,随即被派往广东,先以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身份开展工作,后任两广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协助两广区委书记周恩来工作。1925年春,周恩来率部东征,陈延年便接任了周的两广区委书记一职,直到19273月奉命离开广东为止。

初到广州时,陈延年不会讲广东话,接近工人和农民有不少困难。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他常到万福路、大南路等工人聚集之地,与工人一起拉家常,交朋友,学拉黄包车,学讲广州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他多次和人力车工人一起躬身拉车,被工友们亲切称为“老陈”。当时的香港《工商日报》为了诋毁共产党人,曾就此事发过一条新闻,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手车夫。陈延年看到后,反而很高兴,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人当手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

广州的党内同志在接触陈延年以前,都以为这个喝过洋墨水的总书记儿子一定是西装革履、架子很大的人,后来才发现,皮肤粗黑的陈延年生活中竟如此朴素,坚持只领取党组织发的最低生活费,“服装只冬装一套,夏装两套,穿着黑统皮鞋,经常不穿袜子”(赖先声语)。一起工作的同志就给他归总了“六不”生活作风:不影相、不看戏、不闲游、不上食馆、不讲穿着、不作私交。

陈延年在广州推动工人运动,也很关注农民运动。他在给团校、党校和工人夜校上课的同时,也常去农讲所授课。他课讲得十分生动,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农民兄弟的好评。他写文章更是驾轻就熟,富有鼓动性,许多青年就是因为读了他的文章,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3月,陈延年奉命离开广州,前往武汉,参加了党的五大的筹备工作,之后回上海。过南京时,原计划在此停留数日,但因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是他连夜赶回上海,与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李立三等人一起联名发出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电文。可惜,当时中央在北伐与东征问题上犹豫不决,未能接受他们的意见,丧失了挽救革命的时机。

422,陈延年接替了罗亦农的江浙区委书记一职,并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两广区委书记到江浙区委书记,陈延年一向勇挑重担,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骆驼,忘我而无私地工作着。他从不讲究吃穿,生活比一般党员、工人还要清苦,而对同志和群众却处处关心,谁有什么困难,他都会主动帮助解决。他在广州和上海工作时,有同志关心他的个人问题,要给他介绍对象,而他却总是推说:“工作忙,没有时间考虑这些。”

1927626,陈延年、王若飞、郭伯和、韩步先等人在上海施高塔路恒丰里104(现山阴路6990)省委机关开会。会议中间,陈延年接到报告,一位秘密交通员被捕,而此人了解省委机关的地址!陈延年和王若飞、赵世炎等商量后,立即宣布提前结束会议,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下午3时,为销毁文件,陈延年等人再次回到恒丰里104号探视,见没有什么异样,便冒险进门,焚烧办公室内秘密材料。不料不到半小时,省委机关便被国民党军警包围。陈延年等以桌椅板凳与敌搏斗,结果他和韩步先等四人寡不敌众被捕,另二人逃离。

起初,国民党兵不清楚陈延年真实身份,当时陈化名陈友生,自称是受雇于人的茶房。敌人断料不到,这个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的人,竟是中共省委书记。中共地下组织得知陈延年等被捕但尚未暴露身份后,便指示济难会中的党员,通过关系疏通敌办案人员,商定以800元大洋将他们赎出。后来,由于韩步先叛变,当场指证了陈延年,党组织的营救行动失败。

陈延年身份暴露后,敌人开始以许诺引诱,妄图从这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那里得到宝贵的口供,但却一无所获,于是对陈延年施以重刑。陈延年被打得几次昏死过去,仍一声不吭,只字不吐。敌人无计可施,只得下令将陈延年秘密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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